在10世纪初期，契丹南下河北的行军路线选择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要理解这些因素，首先需要了解契丹骑兵的作战方式。契丹骑兵主要依靠骑射与冲击来进行战斗。初期，当契丹向南进军时，面对中原的沙陀骑兵，契丹骑兵未能及时根据战场环境的变化调整战术，导致在一些战斗中未能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尤其是在太宗时期，契丹积累了与中原王朝作战的经验，骑兵的战术逐渐变得灵活且高效，这为契丹在支持石敬瑭时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燕云十六州并入后，契丹军队迅速吸纳了大量汉军，传统的中原战术也开始在契丹军中得到应用。
在会同年间的南下过程中，契丹骑兵通过利用突阵、包抄等中原传统战术成功地击败了后晋。这标志着契丹骑兵战术的重大革新。契丹的步兵最初由于缺乏攻城器械，在攻城战中多通过穴地战术取胜。然而，随着汉军的加入，契丹逐渐掌握了攻城器械的制造方法，攀城战术成为契丹步兵的主要攻城手段。在野战方面，契丹也开始更好地进行步骑协同作战。
尽管步兵战术有所改进，契丹骑兵仍然是南下作战的主力。最初，契丹南下所需的军需粮草主要依赖自备羊马等牲畜。但在获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契丹的农业开始得到发展，为契丹的粮草后勤供应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到了景宗时期，契丹的军需供应逐渐由自携羊马转向谷物。这一转变标志着契丹后勤保障的制度化。
展开剩余72%至于武器装备，契丹士兵从南下之初便需自备武器，只有扈从军和专业部队以及南京汉军在太宗时期开始由契丹政府提供武器。而战马的供应，除了无法自备的士兵，战争中损失的战马也会由契丹官方提供。这些变化，使得契丹南下的战役能够持续推进。然而，尽管契丹战术逐渐趋向中原化，契丹军队未能适应中原军队不断变化的阵型与作战环境。特别是太宗之后，契丹的战术未能因应时局调整，导致圣宗时期的南下战局进入僵持状态，最终未能像后来的金、元一样成功入主中原。
在契丹南下河北的过程中，最初共有13次南下，其中大多数为抄掠性质的活动。而在史料上有详细记载且路线可考的南下行动共有四次。这些南下行动的路线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有过幽州的共同路线。
其中，第一次南下发生在神册二年（917）。契丹通过居庸关进入中原，居庸关是防守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关口。契丹军队在这一年经过居庸关后，进军至幽州（今北京）并攻占涿州。最终，契丹继续向东出击燕、赵等地，迅速取得胜利。第二次南下发生在神册六年（921），契丹通过居庸关，再次进军至幽州并攻占涿州，最终形成了南下路线——居庸关-幽州-良乡-涿州-满城-望都-定州-新乐。
第三次南下发生在天赞二年（923），契丹通过攻占平州（今河北卢龙），随后进军燕、赵等地。这次南下的路径与前两次有所不同，契丹的军队由平州西进，袭扰卢龙诸州。契丹军队自此开始更多地从平州发起南下。
第四次南下发生在天显三年（928），契丹再次占领平州，并派军南下支援定州。这一过程中，契丹的主要路径依然是以满城、望都、新乐为主要路线。尽管这时契丹有了新的支援路线，但从平州南下依旧是契丹作战的常见路线之一。
除了这些主要的南下路线，契丹还曾多次从古北口出发南下。学者们曾认为，契丹在燕云十六州并入辽之前，南下的主要方向是古北口。但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从《辽史》的记载来看，契丹从古北口南下的行动仅有两次：一次是神册六年，契丹的另一支军队经过古北口，略地俘民；另一次是天赞二年，契丹攻占平州后，军队开始通过古北口南下。由此可见，古北口主要是契丹南下的辅助路线，而非主要方向。古北口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撤退路线，帮助契丹避免因居庸关或平州的战事变化而陷入困境。
综合来看，契丹在10世纪初期南下河北的行军路线主要有三个方向：居庸关、平州和古北口。契丹的主要行军方向是居庸关和平州，而古北口多作为辅助路线。南下的具体路线，根据是否经过幽州及地形变化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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